湖北荆州一独居老人中风倒地 消防紧急破门救援
有了环境法的价值认同，才会有共同的对于环境法的价值的信守，才会转化为人们对环境法的共同信守。
因此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新标准、新形势，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不断修订完善现行的相关管理法律体系，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非常必要。环境权是生存权的前提，是发展权的基础，个体对环境权的尊重体现了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因而能够正确对待人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但它既不是那种纯生物学强调的自然特质，也不是那种超越现实的抽象的观念或意志，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即表现为人在处理和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包括自身）关系时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通过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在经济政策中渗透生态理念，使得经济人的生产、管理的经营活动同时成为生态保护的自发经济实践。在工业革命以前，尽管环境问题就已存在，但那时的环境问题并不严重，人类对环境的生活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在环境自净能力之内。人类则是生物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产物。也开始对人类自身活动进行深刻反思，作为结果，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全世界得到提倡，把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理念的呼声越来越强。
从社会角度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差异就在于它的高度理性化和制度化，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的扩大，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虽然需要道德的支持，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使有不同动机、不同目的的多元体有秩序地合作。人只有处理好了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儒家提出的是实践型人才的家庭和自我培养，强调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渐进。
而这一点，至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的政治竞争，以及由此催生的政治精英的全国性流动，就已经在宪制层面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架构的政治共识。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农耕社区培养出来的精英很容易是地方的，他的政治忠诚、关注重点以及情感皈依都更可能是地方的，而中国是大国，只有国家统一才可能天下太平并有利于天下生民，因此中国历代王朝更需发现和挑选的还应当是那些视野超越了地方和地域，忠诚于中国这个大国历史文明（因此不必定是某个政权，却包含了诸如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并始终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为保证选拔的可比较性，借助的是标准化容易偏重于知识考察的文字考试，作为补充，古代中国还一直注重对精英的能力考察和培养。而鉴于上述分析，特别是鉴于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性构成（constitution）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精英选拔制度和政治参与制度完全可以以称之为宪制（a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
察举 尽管早期中国，至少在西周，很强调亲亲，后世儒家也一直重视血缘亲缘关系，但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宪制问题上，亲亲从来都从属于理性的政治治理所要求的效率和有效，因此精英政治的考量可谓自始至终贯穿了中国古代的宪制。这就提出了一个制度性选拔问题，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可测度关于精英的国家标准，而不能仅仅靠（尽管并不彻底排除）高层政治家个人的慧眼。
这一政治精英制度的演进，就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从汉代武帝开始的推举，经魏晋的察举，经历了大约750年的时间，到隋唐建立了科举。其中一个也许最为重要的制度是，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的曾独当一面的行政主官，层层累积经验，最后出任重要的核心政治职位。但由于魏晋时出任中正者几乎全是门阀世族，他们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在评定人的品第时，才德标准日益次要，而家世门第越来显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但鉴于中国是大国，自然疆域极为辽阔复杂，有众多的民族和族群，地方文化多样，并因此在某些政治问题上一定会是利益多元。
自汉武帝下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甚至按照郡县人口多少分配推举名额开始，经隋唐按照地区分配科举考试名额，直到明清开始按照南、北、中（其实更多是边疆地区）三个地区按固定比例录取进士，而不是简单按照统一考分标准录取进士，这种长期的政治实践表明中国各代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一直渗透了更加深刻的政治考量，即通过人才选拔和参与政治来整合全国各地的政治文化，要努力平衡、协调并创造条件促成源自各地的政治精英积极有能力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和全国的政治治理，令他们直接间接地表达和传递对于国家统一有效治理非常重要的地方利益信息。但在古代农业大国，实践精英政治的难题并非伯乐发现千里马的问题，而是，并一直是，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选拔精英。它不是在民主政治中揉入精英因素，而是在精英政治中揉入了代议因素。英雄不问出身，社会阶层、社会经历、职业行当，甚或某些与政治无关的人格弱点，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要有用，鸡鸣狗盗这类技能在特定时刻也会进入当权者政治家的视野并获得重视。每个读书人，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只要愿意，都可以指望主要通过个人努力，凭借个人才华，参与国家政治治理。
出处:《中国法学（文摘）》2013年第5期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精英政治 政治参与 。商武丁从奴隶中发现了傅说，周文王从渭水河边请来了姜子牙，都是典型例证。
必须逐步形成和建立全国统一的选拔制度。公元587年，隋文帝命各州每年有三人来参加秀才的考试，但工商者不得参考。即便那些没进入官僚体系的读书人，无论是尚未、未能或是因退休甚或因罢官而退出这个官僚体系的，都仍然是地方的文化精英，并因此可能是政治精英。实践理性很难通过口头和字面考察来准确测度，最好的测度是行动或实践。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读书人作为官僚，也会逐渐改造从上到下的各层级政府，通过公文的政治治理成为可能，实现了文治，也就实现韦伯意义上的法治。所推人选不限于官吏，包括民间的有德者。
察举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当年作为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之改进的察举制，如今也必须予以废弃了。
楚才晋用就表明了这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和普遍实践。名实因此不是作为纯学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实践的问题，分别进入了观点不同但同样务实导向的儒家和法家视野
东汉后期，推举制就已为门阀势族操纵和利用，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要求制度变革。但无论求贤、推举、察举还是科举，也都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通过这一制度筛选出来的人才，是否真有能力有效治理国家，能出色的解决和处理重大政治问题？这因为政治需要的智力和能力，更多是实践理性，而不是纯粹理性。
这可以说是另一版本的推举制，但其优点是大大弱化了各地方对人才推举的控制力，强化了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和考察。但在古代农业大国，实践精英政治的难题并非伯乐发现千里马的问题，而是，并一直是，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选拔精英。必须逐步形成和建立全国统一的选拔制度。到西晋时，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因此中国古代的很早就意识到要防止纸上谈兵的悲剧，一直强调防止混淆知识和能力，混淆了智力和能力。公元587年，隋文帝命各州每年有三人来参加秀才的考试，但工商者不得参考。
其中一个也许最为重要的制度是，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的曾独当一面的行政主官，层层累积经验，最后出任重要的核心政治职位。名实因此不是作为纯学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实践的问题，分别进入了观点不同但同样务实导向的儒家和法家视野。
这一思想最典型地体现为韩非的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综合看来，推举制也许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最佳和最可行的选拔务实能干人才的途径。
这一政治精英制度的演进，就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从汉代武帝开始的推举，经魏晋的察举，经历了大约750年的时间，到隋唐建立了科举。他们作为对本地政治有影响的绅权，有助于地方政治的清廉，和文化的普及和统一，并因此成为后代中国地方政治的重要力量。而这种长期的努力也为数百年后的全国统一的科举书面考试奠定了制度基础。大国，疆域辽阔复杂，民族族群众多，文化多样，利益也多元，古代的精英选拔还有着某些地域考量，至少在科举制中已经以制度化的方式嵌入了这种具有代议性质的政治考量。
隋炀帝则在公元605年开始设立进士科取士，开启了之后持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只要有用，鸡鸣狗盗这类技能在特定时刻也会进入当权者政治家的视野并获得重视。
实践理性很难通过口头和字面考察来准确测度，最好的测度是行动或实践。察举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对政治精英的贤和能也有了更为务实的界定。这种大国政治也就对政治精英选拔制度提出了要求。
